發布時間：2022-05-13 | 信息來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作者：王一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05月09日）

  相對于其后的斷代史研究，先秦史研究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流傳至今的材料較少。盡管近些年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獻，例如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和部分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等，但史料匱乏的局面仍然沒有根本改觀。這就使得先秦史研究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不過也為創立各種學術主張、由已知探求未知提供了條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懷通在其專著《〈尚書〉新研》（中華書局2021年版）中，提出了“‘尚書’源于禮儀”說，可以說是不斷延續的學術鏈條中的一個新環節。

  “‘尚書’源于禮儀”說將“尚書”即《尚書》《逸周書》和清華簡“書”篇，分為記言、記事、綱領、稽古四種類型，認為《世俘》是按照西周早期的獻俘典禮儀節來安排篇章結構；《康誥》節選自記錄封建康叔典禮的原始檔案；《祭公》《高宗肜日》是惇史，《堯典》中有惇史，而惇史產生于源遠流長的養老禮；《召誥》《洛誥》中出現在正禮內的周公與召公的對話、周公與成王的對話，原本是一對一的形式，現在以人物為中心各自集中編排，是原始檔案的形態；《梓材》《多士》《多方》都是由周公發布的性質相近的兩篇誥命編聯合成；《洪范》的“五事”章之“貌、言、視、聽、思”，其性質是各類典禮中行禮者應該努力展現的禮容。

  《尚書》與禮儀有較大關系，古今學者都有論述，但大多從“六經”總體著眼，例如東漢班固說：“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僅有少數學者專論《尚書》，例如清末民國的曹元弼說：“《書》者，圣人以禮治天下之實政也。”前者指出“六經”的根本是禮樂，后者強調《尚書》的內容是禮儀，而禮儀的性質是行為規則。二者看重的都是《尚書》的教化功能，與“‘尚書’源于禮儀”即“書”篇脫胎于禮儀名同實異。當代學者以這些論述為基礎，倡導“六經皆禮”。至于《尚書》篇章與禮儀關系的論述，往往只是將相關記載與一些典禮作簡單類比，而對二者之間關系的認識還不夠真切。張懷通提出的“‘尚書’源于禮儀”說跳出了儒家經學范圍，從上古文化生態的整體環境中探求“尚書”的形成問題，在《尚書》《逸周書》和清華簡“書”篇的互相對照中，將《康誥》諸篇與封建禮、冊命禮、獻俘禮、養老禮等禮儀的內在聯系解釋清楚，從而將相關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張懷通多年來致力于“尚書”研究，先后發表《小盂鼎與〈世俘〉新證》（《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商周禮容考論》（《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大盂鼎與〈康誥〉體例》（朱鳳瀚主編：《青銅器與金文》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大克鼎與〈多方〉體例研究》（王志東主編：《東夷文化論叢》第1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堯典〉中的惇史》（侯慧明主編：《晉學研究》第1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等專題論文，并出版了專著《〈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版），從而為他在《〈尚書〉新研》一書中提出“‘尚書’源于禮儀”說打下了堅實基礎。

  張懷通的“尚書”研究，采取了多學科互相交叉、綜合運用的方法。首先，將商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與“尚書”篇章參校對讀。“尚書”作為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獻，其同時代的材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蘊含了能夠解開“尚書”篇章形成方式的鑰匙。例如小臣墻刻辭，不僅證明商代末期有程序完整、儀式繁復的獻俘禮，而且證明商代末期可以條理清晰地記敘重大事件，形成較為完備的典冊。再如盠方彝，不僅證明《祭公》《召誥》《洛誥》中的對話形式是西周文獻的原初體例，而且證明這些文獻對于相關典禮的記敘是按照禮儀節奏一段一段地逐步進行的。其次，借鑒了口頭詩學、文化人類學的新成果。自戰國兩漢以來，學者都認為《康誥》是封建康叔的誥命，但近代史學產生后，這個主張需要經過實證才能成立。張懷通從文化人類學的套語與儀式緊密相連這一觀點出發，廣泛搜集、整理了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相同或類似的語句，證明《康誥》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一段話是套語，而這個套語與西周封建典禮的最后一個儀節“授民”相連，進而證明整篇《康誥》都是封建康叔的誥命。如此一來，就把《康誥》與封建典禮的關系完全坐實了。

  既然證明了《康誥》等篇章源于獻俘、封建等典禮，也就為探討《堯典》《皋陶謨》等篇的形成以及所載古史的來源奠定了基礎。《堯典》《皋陶謨》等篇雖名為虞夏書，但其形成卻在戰國時代。那么，其作者據以編纂的材料來自哪里呢？張懷通認為惇史是來源之一。他以養老禮為線索，從《堯典》《皋陶謨》中辨析出產生于養老禮的惇史資料。這樣的研究，一方面，將證明古史系統真偽的問題轉換為證明記載古史的材料是否有其淵源的問題，使得研究有了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用禮制將虞夏商周的歷史貫穿起來，為探索傳說時代的歷史、重建上古史體系，開啟了一條新思路。

  2020年底刊布的清華簡《四告》，形成于周公、伯禽、穆王、召伯祭祀皋陶和賓任等神靈的典禮，而且由其中的第一部分可知，《立政》是周公在祭祀皋陶典禮上的講話。這表明“‘尚書’源于禮儀”說能夠經受住史料的檢驗。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新時代命題的不斷提出，“‘尚書’源于禮儀”說的今后發展或可大有作為。

  毋庸諱言，該書仍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第一，對于《堯典》等虞夏書的研究還較為薄弱，目前探討的只是其中的養老禮，其他禮制也應該抉發。第二，吸收古文字學成果時，要注意最新的研究進展。如第二章第三節中對“鬲”字的考證，沒能將“鬲”與“贊”進行仔細分辨。第三，有的地方未能將考古材料置放于考古出土情境之中。如《世俘》記錄的是獻俘典禮，能否與豐鎬、周原考古中發現的一些高等級祭祀遺存對讀？第四，對國外學者研究《尚書》的成果缺少關注，如瑞典學者高本漢、美國學者艾蘭、日本學者橋本增吉，以及近年美歐學者柯馬丁、麥笛等的《尚書》研究，都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應該充分吸收到《尚書》新研究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