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成果為開掘馬克思主義魅力、增強馬克思主義吸引力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支持;有助于從學理上回應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或無用論等觀點,有助于培養人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增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念。
該成果共分六章,分別是:第一章:馬克思主義魅力的總體分析;第二章:馬克思主義科學批判觀的當代價值;第三章:馬克思主義人學魅力開掘;第四章: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魅力彰顯;第五章: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理論與實踐;第六章:共產主義信念的理論與實踐。
該成果的基本觀點有:一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寫到人民群眾的心坎里,更易為大眾接受,應對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簡潔的界定,從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理解中奠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本質概括為以無產階級解放為宗旨、以實踐為基礎的科學真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自覺統一,科學性與人民性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特征;二是教育大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材“返本開新”的目標未能實現,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的魅力未能達到應有的開掘;社會主義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價值理念對象化程度不夠等原因造成當代馬克思主義魅力弱化和信仰危機。三是唯有改變過去線性思維、樹立以科學的批判精神為前提的理性化信仰的辯證思維,保持信與疑的適度張力,才能確立科學而健康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四是唯目標化宣傳共產主義和未能顯現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比較優勢是產生共產主義信念危機的理論原因和現實因素。
該成果通過探尋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民主發展道路的合理形式和科學理論,闡明了中式民主發生發展的歷史經驗,有助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助于深化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認識;有助于深化對中西民主差異的認識;有助于凸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
該成果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近代中國民主之路的問題視域”:由第1章構成,從民主問題的構建、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民主問題的全球視野展開論述;第二部分“近代中國的民主之路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由第2-5章構成,分別論述了近代中國民主的歷史演進與理論來源、中西民主在近代中國的碰撞與比較、近代中國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第三部分“近代中國的民主之路的經驗”:由第6-8章和結語構成,指出了獨立自主是實現民主的基本前提,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民主的保障,概括了中國特色民主形式的創新發展模式。
該成果的基本觀點有四:其一,近代中國的民主是建立在我國國情基礎上的,具有多樣化的實現形式和道路。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民主制度、民主形式、民主思想同民族實際緊密結合的產物,世界上沒有普世的民主模式和民主道路。其二,堅決反對以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否定已經獲得極大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三,民族的獨立與自主是近代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民族不獨立,民主就無從談起;國家無主權,也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其四,中國民主之路表明,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為人民謀取利益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搞好民主政治建設是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首要保障。
該成果從國家治理視角出發,研究非制度化生存,明其肇源,求其體段,尋其態勢,探尋對策,對于落實“四個全面”具有現實意義;研究非制度化生存,從完善制度方面進行治理,從思想教育方面加強預防,對于推動社會和諧具有實踐意義;研究和治理非制度化生存,革陋習,去陳規,除弊事,對于倡導新型的社會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該成果分為六章:第一章,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需求及行為要求;第二章,非制度化生存的有關理論楬橥;第三章,非制度化生存的跨學科透視;制度與行為關系的理論考察和闡釋;第五章,歷史與現實中的非制度化生存實例分析;第六章,非制度化生存的治理模式及路徑選擇。
該成果主要觀點有三:其一,非制度化生存是指行為主體在遇到某些問題或處于某種環境時,借助“關系”、“人情”、“潛規則”等,采用制度外的方式進行的利益博弈及其活動。其二,從經濟學分析視角看,非制度化生存的策略選擇與利益驅動有關;從政治理念看,非制度化生存源于思想悖論和觀念差異;從義利觀看,價值錯位是非制度化生存的重要原因;從社會學視角看,非制度化生存是傳統文化陋俗、封建思想殘余等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其三,應對非制度化行為,需要完善利益表達機制,切實保障基本人權,強化思想教育和社會治理,合理定位義利行為和日常規范,塑造良好的制度化環境。
陸道平(蘇州科技大學)
該成果從我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層面出發,進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基層政府職能建設的研究。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下,深化基層政府職能建設,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本研究成果對實現黨的十九大的奮斗目標以及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該成果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明確了研究的基本問題、基本思路與基本方法(導論);第二,對城鄉一體化與基層政府服務均等化職能進行了理論構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以江蘇蘇南、蘇中、蘇北地區三個鄉鎮為研究對象,創新性的建構了“雙向應對型”、“后發趕超型”以及“內生綜合型”三種理論模型(第三、四、五章);第三,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職能的經驗(第六章);第四,從動力轉型、觀念體系、制度建設以及運行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視野下的基層政府職能建設路徑(第七章)。
該成果基本觀點有三:一是從價值導向、供給能力和需求主體的三維角度,創新性建構了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基層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雙向應對型”、“后發趕超型”、“內生綜合型”理論模型,并在江蘇蘇北、蘇中、蘇南的典型鄉鎮得到驗證;二是基于對三種模式優劣的比較分析,結合對江蘇基層政府的調研實際,提出未來基層政府服務供給的主要模式應為“內生綜合型”;三是提出推動城鄉一體化中基層政府服務均等化應實現四個轉變,即動力基礎應從外部壓力型向內部需求型轉變,觀念體系要從補助導向朝權利導向轉變,制度平臺要從粗疏應對向精細管理轉變,運行機制要從“一元”向“多元”轉變。
該成果基于政治學的視野和方法,圍繞“權力”和“合法性”這兩大政治學基礎概念,對儀式思維和儀式行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影響進行了系統性研究。本書首次在政治學領域中為政治儀式研究搭建了基礎性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同時,對一些現當代政治生活中常見政治儀式和儀式化實踐的分析,也為如何更好地運用政治儀式構建民族國家認同、促進政治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
該成果從政治儀式中權力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基本特征以及政治儀式自身生動的外在表征出發,在敘事結構上按照一種“戲劇隱喻”的路徑順次鋪陳:包括“籌策”、“展布”、“操演”、“改編”、“刻寫”、“檢閱”和“圖式”七大部分,分別對應于政治儀式的主要動力、基本結構、作用方式、重要變革、記憶留痕、理論驗證及其圖式建構。
該成果的主要觀點為:政治儀式是一種權力生產和再生產的特殊裝置,其結構、功能和目的與政治合法性的獲取、維系或建構之間存在復雜關系。政治儀式中的合法性構建依靠時空環境、器物設置和人員安排等諸多展布方式,通過規訓和控制、提供忠誠和信仰以及貫徹儀式化策略等一系列作用于身體、心靈和潛意識的操演行為得以實現,這些關于權力和合法性的認知最終被轉換為政治記憶,鐫刻在政治生活的深層紋理之中。
該成果的要義是在精神哲學的意義上,用精神哲學的方法探討和回應現代倫理道德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
該成果從“‘我們’的世界缺什么”的追問開始,引發關于人類文明的兩大終極問題的辯證:“人應當如何生活?”還是“我們如何在一起?”展開為三卷六編二十三章的言說構架。上卷“倫理-道德的精神現象學”對中西方倫理道德的歷史形態進行精神哲學還原,從古典時代“倫理道德的‘原生態’”到現代文明所開啟的“后倫理時代”。中卷“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糾結”揭示基因技術、信息技術和醫療技術等現代高新技術中所內在的“倫理-道德悖論”,以及經濟社會轉型中“倫理之公”與“道德之民”的精神哲學矛盾。下卷“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哲學理論”通過對倫理道德的三種精神哲學形態的理論思辨、中西方倫理道德的兩種精神哲學范式的歷史呈現,喚起關于中國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的自覺自信;由此回應三大前沿性課題:倫理道德,為何“精神”?倫理道德,因何“精神哲學”?倫理道德,何種精神哲學形態?最后得出結論:“走向倫理精神”。全書以“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哲學對話”為結語,在走出軸心文明,走向對話文明的理念下,通過諸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哲學對話,達致人類文明的“倫理共和”。
該成果主要觀點有二:其一,“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廣義上是回歸“精神”的家園,或作為“‘精神’現象”的倫理道德的哲學形態,狹義上是“精神哲學”視域中倫理與道德關系的哲學形態。這一主題的理論指向是“精神哲學”,歷史與現實指向是倫理型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特殊貢獻和倫理道德發展的特殊規律。其二,“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是回歸“精神”家園的倫理道德的哲學形態。本書在精神哲學的意義上研究倫理道德的歷史、現實和理論形態;其要義是實現倫理道德的三大哲學回歸:回歸“精神”的家園,回歸“精神哲學”的體系,回歸“精神哲學形態”的歷史傳統和民族形態;藉此把握倫理型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特殊貢獻。
洪修平(南京大學)主編
該成果主要研究東方哲學與東方宗教,對于正在努力實現“中國夢”的當代中國如何打破近現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主導下的傳統“東方學”的偏見和邏輯,更好地呈現和審視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古老東方文明的發展歷史、精神內涵及其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與價值,推進自身學術由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向世界表達自己聲音、參與世界多元文明對話,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同時,本選題也是配合南京大學新設立的交叉性學科“東方哲學與宗教”博士點的學科建設。
該成果分上下冊,共十編,分別是“美索不達米亞宗教、古埃及宗教、印度哲學與宗教、佛教、東亞儒學、東亞道家道教、神道教、波斯宗教與哲學、猶太教、伊斯蘭教”。每編之下分章,例如“波斯宗教與哲學編”下列有“瑣羅亞斯德教章”和“摩尼教章”等。全書以10編36章的篇章結構,對東方哲學與宗教做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和論述。
該成果主要觀點如下:東方,有廣義和狹義,本書取其廣義,把從非洲北部埃及、亞洲西部阿拉伯半島一直到西太平洋的廣袤地區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納入自己的視野。本書認為,東方是人類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發祥地,曾誕生和培育了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在不斷的文明創造中,東方孕育了許多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宗教,如美索不達米亞宗教、古埃及宗教,古印度宗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猶太教等。東方也創立了自己發達的哲學,上述各種東方宗教也都有各自豐富的哲學思想。就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文明是在多種文明的交互影響中發展起來的,例如在西方社會中有著重要影響的基督教,阿拉伯世界所信仰的伊斯蘭教,追根溯源,也都是在東方這塊文明土壤上產生的。尤其是伊斯蘭教,由于其與猶太教的關系,從古到今都是東方世界令人矚目的社會文化現象,所以本書都對它們做專門研究。
該成果從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的內在關聯出發,論證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構建中國特色哲學(中國唯物史觀);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深度探討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的內在關聯,既是深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需要,更是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尋找理論根據、認知邏輯和思想資源。
該成果共分為5個部分:第一,引言。介紹該論文寫作的邏輯前提、認知邏輯和研究內容。第二,正文的第一部分。論證為什么要將馬克思生活的萊茵報時期和克羅茨納赫時期視為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第一個階段或問題關聯階段。第三,正文的第二部分。論證為什么要將馬克思生活的巴黎時期和布魯塞爾時期視為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第二個階段或理論關聯階段。第四,正文的第三部分。論證為什么要將馬克思生活的倫敦時期及其之后時期視為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第三個階段或實踐關聯階段。第五,簡短結論。交代了該論文研究的價值、意義和可能存在的局限。
該成果主要觀點有三:其一,沒有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發現就沒有唯物史觀的誕生,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從政治經濟學介入唯物史觀的探索過程來理解,政治經濟學的介入經歷了政治經濟學問題反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原理闡釋三個時期。其二,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的關聯是一個從內容到形式都逐漸深化的哲學歷程。馬克思生活的萊茵報時期和克羅茨納赫時期是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問題關聯;馬克思生活的巴黎時期和布魯塞爾時期是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理論關聯;馬克思生活的倫敦時期及其之后是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實踐關聯。其三,中國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唯物史觀的關系是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的持續和發展。發展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不能拘泥于一般思想原則的論辯或在不同的文本之間論爭,更不能以形而上學方式構建思辨體系,而是要面向中國問題。
該成果運用腦科學中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或ERP)對漢語熟語中主要的次范疇(成語、諺語和歇后語等)進行在線加工和神經機制的探索,把語言學中關于熟語的理論與神經語言學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試圖達到兩者的互證關系。運用先進的神經科學技術探究各種類型熟語構式的表征和加工特征以及神經機制在國內語言學界是非常罕見的,本成果填補了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熟語是屬于較為典型的構式,是具有不同凝固化的意義與形式配對的語言單位(Goldberg, 1995, 2006)。研究各種不同類型的熟語表征和加工可以為語言學理論的構建,尤其是為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佐證,同時,對人類這一普遍的語言現象進行研究也豐富了我們對語言在大腦中的加工和理論的認識,為心理語言學的語言理解模式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因此本成果具有理論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研究方法創新的意義。
該成果共計15章,第一章和第十五章分別是引論與本書的結論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二章討論熟語加工的模式與影響熟語加工的因素。第三章是文獻綜述,述介國內外熟語研究的現狀,指出存在的問題。本成果從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分別從語言學理論和神經機制的視角探索熟語中的成語、諺語和歇后語等不同類型熟語的表征、加工和神經機制的問題。
該成果主要觀點為:語言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基本的觀點,一種是語言學的觀點,主要是使用內省的方法探討語言在語義和語法等方面的規律和特征;另一種是大腦的觀點,采用神經科學技術如事件相關電位和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術探索語言在語義和語法等方面的動態表征和加工以及神經機制。本成果采用的是后一種觀點,即大腦的觀點。本成果在語言學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事件相關電位技術探索熟語表征和加工的時間進程和神經機制。
該成果以漢語單語者為研究對象,通過反應時任務和圖片排列任務兩個心理學實驗考察了漢語單語者的時間思維方式,即漢語單語者是以水平還是垂直心理時間軸線來表征時間。實驗結果表明,漢語單語者具有水平和垂直兩條心理時間軸線,其中水平時間軸線處于相對主導的地位。該結果與漢語中水平和垂直時空隱喻的語言現象基本吻合,即漢語中兼具兩種時空隱喻表達,且水平時空隱喻的數量更多。該結果為薩丕爾-沃爾夫的語言相對論提供了實證支持。
該本成果糾偏了西方學者的主流觀點:漢英雙語者兼具水平和垂直心理時間軸線,分別對應二語英語和母語漢語。本成果驗證了一個重要事實:漢語本族語者具有水平心理時間軸線,并不是因為學習了第二語言英語,而是因為其母語本身就有大量水平時間隱喻表達。該成果還進一步討論了雙語現象對思維方式可能產生的影響。由于漢英雙語者水平心理時間軸線的語言對應很難得出一個明確結論,該成果提出了三種潛在的可能:1、二語不會影響人類的習慣性思維方式。在此條件下,二語的影響不會涉及概念系統,以此推斷漢英雙語者的水平時間思維方式主要受漢語而非英語的影響;2、二語對習慣性思維方式產生適度的影響。在此條件下,水平時間思維方式會同時受到母語和二語的影響,因為兩種語言的水平時間表達存在相似性;3、二語對習慣性思維方式產生重大影響,習慣性思維方式甚至受二語的影響而發生了認知重組。在此條件下,水平時間思維方式主要受英語而非漢語影響。垂直心理時間軸線甚至會消失。
該成果要旨在于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和接受。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外文學的相互影響、互動和借鑒日益成為翻譯學與比較文學所關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中國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的呼聲愈來愈高。對中國文學外譯進行研究,對客觀認識與了解中國文學在接受國的地位和影響,增強中外文學交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成果對中國現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歷程(1919-2005)進行系統的梳理,并結合翻譯選擇、翻譯動機、翻譯策略、接受途徑等理論問題的探討,以揭示文學翻譯與文化交流之間的關系,探討翻譯活動的歷史性和復雜性。
該成果分為三大部分,共七個章節。第一部分對中法文學交流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一章通過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追問,對中國現代文學吸引法國譯介者和讀者的獨特內質進行討論。第二章探討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問題,借助布里塞的翻譯社會批評理論、布爾迪厄的社會場域理論和卡薩諾瓦的文學等級論,為后文對翻譯活動的思考和論述構建理論框架。第二部分對中國現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成果作了系統全面的梳理。第三章以文學體裁的分類為線索,對小說、詩歌與戲劇、散文等不同文體的法譯情況進行了分析和總結,并貫穿了作者對中國現代文學中不同文體發展情況的思考,揭示出翻譯文本的選擇和法國對中國作家的關注均受到歷史與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第四章則以時間為線索進行分期研究,將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在法國的譯介細分為了6個階段,對法國譯介者在不同時期對作品的選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進行了挖掘。第三部分通選取了魯迅、巴金與老舍這三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行深入探討,在突顯中國現代文學在法國譯介與接受的特點的同時,揭示了翻譯活動的影響因素和基本規律。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古代詩歌無疑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之一,甚至形成了中國人在寫作和閱讀中對講究平仄、對仗、押韻之文句的特殊偏好。但是,作為中國特有的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傳承現象,中國人這種閱讀或寫作偏好背后的心理認知機制是什么?當代語言學、心理學等還沒有進行深入實驗研究和理論闡釋。該成果率先采用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考查古代詩歌押韻和詩意理解的認知機制,是科學研究詩歌韻律機理的原創性探索,填補了該領域科學研究的空白。
該成果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問題提出。包括研究基點、研究設想、研究方法、詩歌實驗研究現狀等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二部分,眼球追蹤實驗研究。包括被試、實驗設計、實驗材料、實驗材料的評定、實驗程序、實驗儀器等六個方面;第三部分,數據處理與結果分析;第四部分,分析與討論;第五部分,結語:詩歌認知機制研究的審視和展望。
該成果基本觀點如下:傳統詩歌積淀的押韻模式是中國人在寫作和閱讀中對講究押韻之文句特殊偏好的基本驅動機制,使得人們期待享受回環往復的聲律所營造的詩意;早期的押韻預期效應,即押韻規則在早期時間窗口被快速激活,從而影響詩歌的第一遍閱讀過程(首次注視時間和凝視時間);晚期的押韻調節效應,即押韻規則在晚期窗口(總注視時間、總注視次數、重讀時間)調節詩歌語義理解。
該成果選取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的《楚辭》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以中國傳統詩學范疇的“志”“情”“形”“境”“神”為主線,通過譯本比較與評析,挖掘《楚辭》英譯的翻譯詩學與中國傳統詩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構建以詩學為綱的《楚辭》英譯理論,提煉可供典籍英譯參考的理論與方法,體現古今、中西、體用的相互交織,突出本土化、傳統化、多元化的關聯互鑒。
該成果共六部分:(1)緒論:遠涉重洋,譜寫華章(2)志情論:托物言志,體物緣情(3)境象論:立象盡意,境生象外(4)形神論:借形傳神,形神兼備(5)啟示論:翻譯批評,理論構建(6)結語:古今互釋,中西互漸。
該成果以文化的視野、歷史的角度、跨學科的方法,將縱向分析和橫向比較相結合,翻譯研究和文學研究相結合,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合?;居^點如下:第一,《楚辭》英譯滲透托物言志、體物緣情的詩學觀念。譯者注重詮釋《楚辭》中以人道、人生、人格為本位的價值取向,使屈原精神成為當今人們弘揚正義價值與美好理想的情感動力;第二,《楚辭》英譯體現立象盡意、境生象外的詩學觀念。譯者遵循文化翻譯觀,采用意象移植、意象變形、意象借用、意象省略的方法進行意象英譯,譯文滲透寄情于象、情以物興的審美旨趣;第三,《楚辭》英譯反映借形傳神、形神兼備的詩學觀念。譯者按照英語詩學規范,表現原文的韻律節奏、句調精神、辭采藻飾,譯文洋溢尚形重神、神與物游的運思方式;第四,《楚辭》英譯展示翻譯批評、理論構建的宏闊視野。學者應運用多元互補的批評方法綜合評價,加強本土翻譯經驗研究,突出《楚辭》英譯理論構建的德本精神、求美傳統和詩性特征。
該成果致力于對晚近文學理論從形式主義走向歷史主義的路徑進行勾勒,對于這一“向外轉”趨勢的深層機理作出深入、全面的探究,旨在為目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文學理論的發展,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文學理論體系提供富于理論和實踐價值的學術參照。
該成果共分為十八章:一 、文學性:百年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二、“文學性”問題與文學本質再認識;三、從文學理論到理論;四、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后現代轉折;五、從形式到政治:文類理論的后現代新變;六、文化政治與德里達的解構理論;七、文學經典之爭與文化權力的博弈;八、文學經典之爭向文學研究回歸的跡象;九、話語轉向與文學理論的歷史主義歸趨;十、文學理論的范式轉換與話語更新;十一、“批判”話語的譜系學研究;十二、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關系的后現代轉折;十三、癥候解讀:文學批評作為藝術生產;十四、 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癥候解讀”;十五、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審美文化的邏輯走向;十六、晚近對于經典美學的三次挑戰及其學術意義;十七、從理論回歸文學理論;十八、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理想訴求及其嬗變。
該成果主要觀點如下:20世紀上半葉文學理論以形式主義為主流,從俄國形式主義到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解構主義等文論,都是沿著這一路子往前走的。到了1980年代,文學理論發生了從形式主義走向歷史主義的轉向,如果說當年形式主義的勃興是朝著語言、形式、文本“向內轉”的話,那么現在文學理論又折返回來,朝著社會、歷史、現實“向外轉”了,其表征就是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主義等新潮理論的風靡一時。到了90年代以后,這些新潮理論又紛紛涌入國門,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震蕩,導致國內文學理論的觀念、方法、路徑、模式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呈現出與舊時迥然不同的格局,帶來了諸多前所未有的問題,但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契機。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的麥爾維爾研究方興未艾,而我國的研究相對滯后。研究者大都只注重分析麥爾維爾的悲劇思想,將其納入象征主義視野,側重個案研究,缺乏整體觀照,往往比較孤立地看問題。這在研究層面上與國外學術界嚴重脫節,缺乏當下學術視野。該成果旨在將麥爾維爾研究置于當下學術語境,并站在意識形態的高度,對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文明進行再審視,在話語的層面上進行歷史的重構。
該成果追尋麥爾維爾的創作軌跡,分10章分別加以論述。
該成果基本觀點為:首先追尋麥爾維爾創作思想根源,考察他同美國社會、文化、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論述他的創作方法與世界觀的關系以及他與英國傳統文學之間的淵源,為解讀麥爾維爾文本世界搭建一個歷史、文化和思想框架,再從主題思想、人物塑造、創作方法等方面宏觀研究麥爾維爾的創作和藝術成就,重新給他定位,認為麥爾維爾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經典作家,他對美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非人化以及帝國心態均有批判,但他那強烈的民族主義激情、“白人優越感”、以及肆意貶抑土著島民等又表明其對美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殖民文化的建構有著參與的一面。
中國是一個民歌大國,應該有與之相匹配的民歌整理與研究的領先成果。該成果具有挽救、保護中國歷代民歌文獻的傳世價值;具有建構中國優秀民歌的傳承體系的重大價值;探索并建立中國民歌整理與研究的學術規范,具有建構中國民歌研究話語體系和中國學派的重大價值;將民歌創作與理論批評相結合,推動民歌研究的理論創新,具有建構中國特色民歌理論體系的重大價值。
該成果在內容結構上,兩條線并行——民歌文獻整理、理論研究并行。一是在田野調查、資料搜集的基礎上對中國歷代民歌文獻進行梳理,新資料成倍增補,編撰并出版包括《先秦歌謠集》《兩漢南北朝歌謠集》等在內的《中國歷代民歌整理叢書》。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出上撰寫理論專著《中國歷代民歌史論》,分為《軌跡與特征篇》《交叉與互動篇》《文獻整理篇》等三大部分。
該成果基本觀點為:該課題組堅持十年攻堅克難,系統、全面地搜集、梳理中國歷代民歌文獻,發掘了民歌新資料320.7萬,編撰并出版《先秦歌謠集》《兩漢南北朝歌謠集》《隋唐歌謠集》《宋遼金元歌謠集》《明代民歌集》《清代民歌集》《民國歌謠集》等(全10本),共計608.7萬字,拾遺補缺,廣収博取,力求“全”與“精”。堅持以文學為本位的民歌研究,將中國歷代民歌分為開創期(先秦歌謠)、拓展期(兩漢魏晉南北朝歌謠)、流變期(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歌謠)、絕唱期(明代民歌)、集成期(清民國歌謠)、新興與反思期(現當代民歌),探索演進軌跡與不同時期的特征,初步建構中國民歌的傳承體系,特別是把握其文學特色——口頭流傳、草野俚俗、真聲真情、自然清新。同時,分別將民歌與商賈、宗教、民俗、情愛風尚、小說、戲曲、散曲、地域文化、傳播等交叉研究,開拓中國民歌研究的廣闊領域,多方面力求創新。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積累深厚,成果豐富,但如何突破,既需要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同時需要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所拓新。作者近些年來致力于文學社會學研究,內容主要涉及(一)地域空間,(二)家族文學,(三)制度文化,(四)社會階層,(五)人際交往,(六)社團集群,(七)文人品格等。作者將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合為一集,以《文學社會學》冠名,在《自序》中進行了富于啟迪意義的論證。作者認為,文學研究“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之間的界限應當跨越,如果承認文學行為除了自我抒情之外,同時也是一種交際行為的話,那么就不能置其交往實踐于不顧;如果承認文學家的想象與歷史及現實有關,文學作品與作者生存環境中的社會結構具有某種同源性的話,那么就不應無視歷史淵源與社會結構;如果承認文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生產物品,只有在傳播、流轉中才能實現其價值的話,那么就不可忽略其生產與傳播的過程。用文學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可以建構起明清詩文文本與社會關系之間“互文”與“對話”的圖景。當然文學社會學的“船”上應載有文人、文學作品、文學生活——這是一艘由文獻與文心構建的“文學之舟”。研究它與歷史、時代、社會、階層、制度、家族、社群、市鎮、地理等關系,猶如討論行船與氣候、航道、水流、風力、崖岸、景觀之間的影響,這是文學本體與某些客觀環境的詮釋與對話,其欲抵達的方向是文學史的構成及其發展規律,而不是其他。多年前,作者曾出版過《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一書,此書所錄與前書完全不重復,論題更新,論域更寬。以時代來說,涉及明清兩代;以地域來說,不限于江南;以社會階層來說,既有宮廷臺閣研究,也有藩署研究,還廣泛涉及底邊社會與文學關系。視角新穎而開闊,對明清兩代文學現象,尤其是明清詩文創作與社會間的關系,每見獨到的觀照和闡述,一些隱而未彰的文學現象得到揭示;一些日常行為的詩性意義得到抉發;一些具體生動的創作現場得到展現。
該成果是以編年方式整理編列1949-2009年文學批評史料的大型專業文獻資料著作,也是共和國60年來文學批評資料的首次大規模整理。既是一項奠基性的學術工程,又是對文學批評發展軌跡的一次系統梳理,學術上的開拓性極其鮮明,也是為新時代我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提供歷史鏡鑒和建設經驗,理論與實踐意義昭著。
該成果結構為編年體資料史著,即以年月日為綱,以年度為一相對獨立單元,內以月、日為序,逐年逐月逐日列目編入文獻資料目錄;全書以年份縱向貫通,不明月份、日期者,輯入本年、本月項目下;各具體項目按統一規范列出文獻名、作者、發表報刊等,或列明有關會議、事件等現象的標志性要素,以能準確查詢核實為準。
該成果基本觀點是:認為共和國60年的文學批評實踐是我國文學和文化建設的寶貴財富,其中蘊含著歷史的成就、經驗和教訓,也是新時代文學批評再出發、再創高峰的現實平臺;在學術上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及方法論的指導,以具體準確的史料客觀反映文學批評發展的歷程尤其是成就和經驗,這項史料工程承擔著“學術救亡”使命——糾正所謂“當代無史料”的誤區,并正確還原歷史的豐富面貌與發展生態;本成果同時主張史料研究是學科貫通研究的基礎,文學批評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當代文化學術潮流密切相關,批評史料的整理兼及古代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等領域,由此可以支持跨學科的文學整體與多元路徑的研究。
該成果基于現代性和本土化這兩個理解20世紀中國戲劇發展的基本維度,通過政治、藝術、娛樂三個不同層面的闡釋,構成該時期中國戲劇的全景展現。該成果堅持“戲劇本位”,即回歸戲劇舞臺藝術本身,考察與描述20世紀中國戲劇歷程。這樣的格局視野,不僅打通近代與現當代,還打通京昆與地方戲、中心城市與邊緣地區、舊?。▊鹘y戲曲)與新?。ㄐ屡d話?。┮约皯騽韧獾姆h。有評論指該書完整全面地呈現了百年中國戲劇的恢弘氣勢,可謂20世紀中國戲劇之“千里江山圖”。
該成果按時間順序分為七編,共22章,是迄今最完備的20世紀中國戲劇“通史”,以純正的“戲劇本位”,為中國戲劇百年的發展歷程繪制了一幅宏大畫卷。上卷縱論20世紀前五十年中國戲劇的發展,包括京劇的興盛、話劇的生以及各地方劇種的爭妍斗艷;從戲劇演出史的角度,涉及城市戲劇的蓬勃發展、商業與戲劇的互動、抗戰戲劇的復雜景觀以及東西方戲劇的深度交流等。下卷縱論20世紀后五十年中國戲劇的演變:包括“戲改”的波動、“文革”的奇觀與新時期的多元景象;關注傳統的堅守與回歸、政治和藝術的博弈、現代性的追求和反思以及舞臺形態的變化等。
該成果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戲劇整體面貌的勾勒,重點闡述戲曲市場的繁榮和大量新劇種誕生并迅速成熟等重大事件,還原了近代中國戲劇的真實生態;對話劇進入中國的過程和變化,也有基于原始材料的新論述。該成果對20世紀下半葉“戲改”、“文革”等影響中國戲劇的重大事件的敘述與分析,在當代戲劇研究領域有重大突破(該部分按國家新聞出版主管部門規定,順利通過中共中央黨史辦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校,并獲得很高評價);其中既有對新中國戲劇發展曲折歷程的總結與反思,也體現了對中國戲劇當下發展趨勢的清醒認識。
該成果是目前第一部漢唐佛教造像斷代史的專門著作,系統闡述了漢唐之間佛教造像的風格流變和興衰,以及不同地域間的相互影響與傳播。據統計現存的佛教造像實物資料,已占據中國美術史資料的半壁江山,尤其是五代以前的佛教造像可彌補卷軸畫實物之缺失,該成果對客觀反映佛教藝術在中國美術史中的重要地位具有促進意義。
該成果共分八章:第一章“佛教造像的發源地”。闡述了貴霜、笈多時期佛教造像的風格特征,以及有關印度早期佛教造像的認識。第二章“漢魏西晉時期佛教造像”。據現存實物分析得出中國佛教藝術最先興起于南方長江流域。第三章“十六國時期北方佛教造像”。對新疆早期遺存,以及莫高窟、麥積山等石窟的初創進行論述,呈現出十六國北方佛教造像的風格特征。第四章“東晉南方佛教造像”。依據文獻記載揭示了顧愷之、戴逵在佛教造像本土化所做的創新。第五章“北朝佛教造像”。闡述了北朝各大石窟及窖藏造像呈現的地域特征。第六章“南朝佛教造像”?;谀铣煜竦娘L格特征,探討了南朝對北方的影響及南北朝佛教造像傳播格局的轉變。第七章“隋代佛教造像”。揭示天龍山、大住圣窟等隋窟造像的地域風格特征。第八章“唐代佛教造像”。系統闡述了唐朝代表性洞窟及佛教畫家的藝術風格特點。
該成果基本觀點為:就佛教藝術研究本身而言,因中國石窟大多分布于北方,造像保存較好,長期以來學術界多將研究視點放在北方,此著對南方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學術上北重南輕的局面,也改變了對隋唐佛教造像風格來源的認識。